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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锡

田锡(940~1003),字表圣,嘉州洪雅(今属四川眉山市洪雅县)人,著名政治家,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,生于晋高祖天福五年,卒于宋真宗咸平六年,年64岁。祖籍京兆(今西安),唐末避黄巢之乱定居四川眉州洪雅(今槽渔滩镇)。田锡初名继冲,后更名为锡,曾祖父、祖父均为当时洪雅之名士,田锡早年读书在玉屏山(呵吒山-呵吒寺)现在遗有洗墨池,宋真宗赐名“科甲名山”。父田懿,因子锡贵,累赠尚书左司郎中。

【生平事迹】

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,同时又是一位革陈推新,影响后世深远的文学家,被称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。著有《咸平集》五十卷。《宋史》卷二九三有传。

田锡幼时即聪颖过人,在村后九龙山灵池发蒙苦读书,年少时求学于县城西北五里的修文山中(迄今尚遗洗墨池,修文井),未及而立便扬名蜀中,洪雅附近的峨眉县令杨徽之,犍为县令宋白与他结为忘年交,诗文唱和引为高山流水,并为之延誉。在今天罗坝镇南约5公里的阿吒山上,有田锡启蒙读书之处,被宋真宗赐名”科甲名山”。昔日田锡读书时的读书楼遗址、洗墨池、乳泉仍保存完好。

田锡三十岁后游学长安,与后为翰林学士、官至礼部侍郎的韩丕同于长安白鹿书院、河南嵩山太乙书院刻苦攻读,终于在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一举登胡旦榜第二名进士榜眼及第,真可谓“一举成名天下惊”。

田锡由榜眼入仕后,历任左拾遗、河北转运副使,右谏议大夫,史馆修撰等职,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,即使是在被贬寂寥时,其好言时政缺失的秉性也不因此稍改,依然秉笔直书,勤谏不讳。把“文死谏、武死战”这一古训发挥到了极致。 在25年的政治生涯中,田锡历仕太宗和真宗二帝。宦海沉浮二十五年以“谏”闻名,德高望重,满朝颂服。咸平六年(1033年),田锡病逝后宋真宗阅其遗表后深感遗憾,对宰相李沆说:“田锡直臣也。朝廷少有缺失,方在思虑,锡之奏章已至矣。若此谏官不可多得,天何夺之速乎!”

范仲淹亲撰《墓志铭》曰:“呜呼田公!天下正人也。”苏东坡在《田表圣奏议序》中,称田锡为“古之遗直也!

【史籍记载】

《宋史》卷二百九十三·列传第五十二·田锡传

田锡,字表圣,嘉州洪雅人。幼聪悟,好读书属文。杨徽之宰峨眉,宋白宰玉津,皆厚遇之,为之延誉,繇是声称翕然。

太平兴国三年(公元978),进士高等,释褐将作监丞、通判宣州。迁著作郎、京西北路转运判官。改左拾遗、直史馆,赐绯鱼。

锡好言时务,既居谏官,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、朝廷大体者四。其略曰:顷岁王师平太原,未赏军功,迄今二载。幽燕窃据,固当用兵,虽禀宸谋,必资武力。愿陛下因郊禋、耕籍之礼,议平戬之功,则驾驭戎臣,莫兹为重,此要机也。

今交州未下,战士无功,《春秋》所谓“老师费财”者是也。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士,惟务广德业,声教远被,自当来宾。周成王时,越裳九译来贡,且曰:“天无迅风疾雨、海不扬波三年矣。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?盍往朝之。”交州瘴海,得之如获石田,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,无钝兵以挫锐,又何必以蕞尔蛮夷,上劳震怒乎?此大体之一也。今谏官不闻廷争,给事中不闻封驳,左右史不闻升陛轩、记言动,岂圣朝美事乎?又御史不敢弹奏,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,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,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。臣愿陛下择才任人,使各司其局,苟职业修举,则威仪自严。此大体之二也。尔者寓县平宁,京师富庶。军营马监,靡不恢崇;佛寺道宫,悉皆轮奂。加又辟西苑,广御池,虽周之灵囿,汉之昆明,未足为比。而尚书省湫隘尤甚,郎曹无本局,尚书无听事。九寺三监,寓天街之两廊,贡院就武成王庙,是岂太平之制度邪?臣愿陛下别修省寺,用列职官。此大体之三也。案狱官令,枷杻有短长,钳锁有轻重,尺寸斤两,并载刑书,未闻以铁为枷者也。昔唐太宗观《明堂图》,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,遂减徒刑。况隆平之时,将措刑不用,于法所无,去之可矣。此大体之四也。

疏奏,优诏褒答,赐钱五十万。僚友谓锡曰:“今日之事鲜矣,宜少晦以远谗忌。”锡曰:“事君之诚,惟恐不竭,矧天植其性,岂为一赏夺邪?”时赵普为相,令有司受群臣章奏,必先白锡。锡贻书于普,以为失至公之体,普引咎谢之。

六年,为河北转运副使,驿书言边事曰:臣闻动静之机,不可妄举;安危之理,不可轻言。利害相生,变易不定;取舍无惑,思虑必精。夫动静之机,不可妄举者,动谓用兵,静谓持重。应动而静,则养寇以生奸;应静而动,则失时以败事。动静中节,乃得其宜。今北鄙绎骚,盖亦有以居边任者,规羊马细利为捷,矜捕斩小胜为功,贾怨结仇,兴戎致寇,职此之由。前岁边陲俶扰,亲迂革辂,戎骑既退,万乘方归。是皆失我机先,落其术内,劳烦耗斁,可胜言哉。伏愿申饬将帅,慎固封守,勿尚小功。许通互市,俘获蕃口,抚而还之。如此不出五载,河朔之民,得务农业,亭障之地,可积军诸。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,乘其衰而兵之则降,既心服而忘归,则力省而功倍。诚愿考古道,务远图,示绥怀万国之心,用驾驭四夷之策,事戒辄发,理贵深谋,所谓安危之理,不可轻言者。国家务大体,求至治则安;舍近谋远,劳而无功则危。为君有常道,为臣有常职,是务大体也。上不拒谏,下不隐情,是求至治也。汉武帝躬秉武节,登单于之台;唐太宗手结雨衣,伐辽东之国:则是舍近谋远也。沙漠穷荒,得之无用,则是劳而无功也。在位之臣,敢言者少,言而见听,未必蒙福,言而不从,方且虞祸,欲下不隐情得乎?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。臣又谓利害相生,变易不定者,《兵书》曰:“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,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。”盖事有可进而退,则害成之事至焉;可退而进,则利用之事去焉。可速而缓,则利必从之而失;可缓而速,则害必由之而致。可诛而赦,则奸宄之心,或有时而生害;可赦而诛,则患勇之人,或无心于利国。可赏而罚,则有以害勤劳之功;可罚而赏,则有以利僣逾之幸。能审利害,则为聪明。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,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。故《书》曰“明四目、达四聪”,此之谓也。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,故曰“孟贲之狐疑,不如童子之必至”。思虑不可以不精者,故曰“差若毫厘,缪以千里”。自国家图燕以来,连兵未解,财用不得不耗,人心不得不忧,愿陛下精思虑,决取舍,无使旷日持久,穷兵极武焉。书奏,上嘉之。

七年,徙知相州(河南安阳市),改右补阙。复上章论事。

明 年,移睦州(今浙江省杭州地区建德市)。睦州人旧阻礼教,锡建孔子庙,表请以经籍给诸生,诏赐《九经》,自是人知向学。会文明殿灾,又拜章极言时政,上嘉纳焉。转起居舍人,还判登闻鼓院,上书请封禅。以本官知制诰,寻加兵部员外郎。

端拱二年(989年),京畿大旱,锡上章,有“调变倒置”语,忤宰相,罢为户部郎中,出知陈州(河南周口市)。坐稽留杀人狱,责授海州(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)团练副使,后徙单州(山东省单县)。召为工部员外郎,复论时政阙失,俄诏直集贤院。至道中,复旧官。

真宗嗣位,迁吏部。出使秦、陇,还,连上章言,陕西数十州苦于灵、夏之役,生民重困,上为之戚然。同知审官院兼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,赐金紫;与魏廷式联职,以议论不协求罢,出知泰州。会彗星见,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,再召见便殿。及行,降中使抚谕,仍加优赐。

咸平三年(1000年),诏近臣举贤良方正,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锡应诏。还朝,屡召对言事。锡尝奏曰:“陛下即位以来,治天下何道?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。旧有《御览》,但记分门事类。臣请钞略四部,别为《御览》三百六十卷,万几之暇,日览一卷,经岁而毕。又采经史要切之言。为《御屏风》十卷,置扆座之侧,则治乱兴亡之鉴,常在目矣。”真宗善其言,诏史馆以群书借之,每成书数卷,即先进内。锡乃先上《御览》三十卷、《御屏风》五卷。《御览序》曰:“圣人之道,布在方册。《六经》则言高旨远,非讲求讨论,不可测其渊深。诸史则迹异事殊,非参会异同,岂易记其繁杂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,文集则宗经之辞寡。非猎精义以为鉴戒,举纲要以观会通,为日览之书,资日新之德,则虽白首,未能穷经,矧王者乎?臣每读书,思以所得上补圣聪,可以铭于座隅者,书于御屏;可以用于常道者,录为御览。冀以涓埃之微,上裨天地之德,俾功业与尧、舜比崇,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。”

《御屏风序》曰:“古之帝王,盘盂皆铭,几杖有戒,盖起居必睹,而夙夜不忘也。汤之《盘铭》曰:‘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’武王铭于几杖曰:‘安不忘危,存不忘亡,熟惟二者,后必无凶。’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《孝经》,举其要切者言之曰:‘天子有争臣七人,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’宪宗采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》已来经济之要,号《前代君臣事迹》,书于屏间。臣每览经、史、子、集,因取其语要,辄用进献,题之御屏,置之座右,日夕观省,则圣德日新,与汤、武比隆矣。”

五年(1002年),再掌银台,览天下奏章,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,悉条奏其事。上对宰相称锡“得争臣之体”,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,擢右谏议大夫、史馆修撰。连上八疏,皆直言时政得失。

六年冬,病卒,年六十四。遗表劝上以慈俭守位,以清净化人,居安思危,在治思乱。上览之恻然,谓宰相李沆曰:“田锡,直臣也。朝廷少有阙失,方在思虑,锡之章奏已至矣。若此谏官,亦不可得。”嗟惜久之,特赠工部侍郎。录其二子,并为大理评事,给奉终丧。

锡耿介寡合,未尝趋权贵之门,居公庭,危坐终日,无懈容。慕魏征、李绛之为人,以尽规献替为己任。尝曰:“吾立朝以来,章疏五十有二,皆谏臣任职之常言。苟获从,幸也,岂可藏副示后,谤时卖直邪?”悉命焚之。然性凝执,治郡无称。

宋代-国史译文:

田锡,字表圣,嘉州洪雅(今眉山市洪雅县)人。小时候聪明,喜好读书做文章。杨徽之任峨眉县令,宋白任玉津县令时,都与他很好,为他传播声誉,他因此名声大振。太平兴国三年(公元978年),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,初始任将作监丞、宣州通判。升著作郎、京西北路转运判官。改任左拾遗、直史馆,赏赐绯鱼袋。田锡喜欢谈论当世大事,做了谏官后,就上疏皇帝,进献有关军国机要大计一条,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。大略说:

 前年王师平定太原,未曾赏赐军功,到现在已有两年。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占据,固然应用兵夺回,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,但必须藉助武力。希望陛下趁着举行郊祀、籍田典礼之机,评议平定之功,那么驾驭战将军官,没有比这更重要的,这是军国大计的关键。

 如今交州未被攻下,战士无功,《春秋》上所说的“劳师费财”就是如此。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,只致力于增修自己的品德和事业,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,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。周成王时,越裳氏通过辗转翻译来进贡,并且说:“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,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。料想是中原大国出现了圣人吧?何不前来朝拜他呢。”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,得到它就如获得一块石田。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养德行以招附远方的人,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,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,劳动圣上的雷霆震怒呢?这是关系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。

 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在朝廷上向皇帝竭力谏诤,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、驳正皇帝的诏令敕命,左右史也未见他们登临皇宫、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,这难道是圣明的美事吗?此外,御史不敢上奏弹劾,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,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,秘书省虽有官员而又无图书。臣希望陛下挑选任用有才之人,使他们各司其职,如果各种职局休整恢复,那么朝廷威仪自然严肃。这是关系大局的第二条大计。

 近来天下太平安定,京城富庶。军营马监,无不高大;佛寺道宫,全都壮阔。加上又开辟西苑,扩建御池,即使是周朝的灵囿,汉朝的昆明,也不能相比。然而尚书省却非常低矮狭小,郎官无处办公,尚书无处治事。九寺三监,寄寓在京城街道两边的走廊上,贡院借用武成王庙,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?臣希望陛下另外修建尚书省与九寺等官署,用来安置各部门官员。这是关系大局的第三条大计。

 考察监狱官吏的规定,给犯人戴的枷杻有长短之分,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,尺寸与斤两,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,没听说过有用铁来制枷的。从前唐太宗观看《明堂图》,见人的五藏都与背部相连接,于是减免徒刑。况且太平隆盛之世,将弃置刑罚不用,人们也不会犯法,铁枷锁链可以废去。这是有关当局的第四条大计。

 奏疏呈上后,皇帝特别下诏褒奖,并赏钱五十万。同僚朋友对田锡说:“今日之事太显眼了,你应该稍稍掩蔽一下以远离谗言和妒忌。”田锡说:“事奉国君,唯恐不能竭尽诚心,况且天生的本性,岂能因为一次赏赐就改改变呢?”当时赵普为宰相,令有关官员接受群臣的奏章时,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。田锡给赵普致信,认为这有失公正之道,赵普认错谢罪。

 太平兴国六年,任河北转运副使,由驿使送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,说:

臣听说动静的关键,是不能轻举妄动;国家安危的道理,是不能轻易谈论。利害相生,变化不定;取舍没有疑惑,思虑必定精细。所谓动静之机,不可轻举妄动这种说法,动是说用兵,静是说慎重,该动的时候静,就会姑息纵容敌寇产生奸恶;该静的时候动,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。动静适宜,就能收到理想效果。如今契丹骚乱,大概也是因为守边的官吏们,仅夺取羊马细利作为战捷,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,招来怨恨结成仇敌,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,都是由于这一点。前些年边陲战乱,皇上御驾亲自远征,敌骑撤退后,大军才回来。这都是我方失去了先机,落入敌人的圈套,所受的劳烦损耗,不可胜述。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,谨慎固守,不争小功。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,俘获的番邦人口,抚慰并遣返他们,如此不出五年,河朔一带的人民,就能专心务农,亭障要塞,都可储积军粮。然后等敌方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,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,他们心悦诚服以后就不想着再回去,那我们就既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。

  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,致力于长远的谋划,显示抚慰万国之心,应用驾驭四邻之策,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行,道理最重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,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,不可轻易谈论。国家致力于根本大计,追求最好的治理,就会安定;丢下国内大事,而图谋远方之事,劳而无功,就会危险。做君主的有一定的法则,做臣下的有固定的职责,这就是致力于根本大计。皇上不拒绝进谏,臣下不隐瞒实情,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。汉武帝亲握符节,登上匈奴的单于台;唐太宗手系雨衣,讨伐远东小国,这便是舍近谋远。沙漠贫瘠荒芜,得到它也没有用处,这就是劳而无功。在位的臣下,敢于进言的很少,进言而被听从,未必会蒙受幸福;进言而不被听从,就会忧虑有大祸临头,那么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办到吗?这哪里是务大体而求至治的道理呢?

 臣又说过利害相生,变化不定的话,《兵书》上说:“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,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。”大概事情有可进之机却退却,那么妨害成功的事便会来到;有的本该退却而又前进,那么本科利用的事便会失去。可以快却反而慢,那么好处必定从此失去;可以慢却反而快,那么害处就必定由此而来。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,那么奸邪之心,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;可以赦免却反而诛杀,那么忠勇之人,就可能不关心国家利益。可以奖赏却反而惩罚,那么就会对有勤劳之功的人有害;可以惩罚却反而奖赏,那就会对越轨侥幸的人有利。能分辨利害,就是聪明。用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听,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。所以《书经》上说“明四目、达四聪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,所以说“孟贲之狐疑,还不如童子之必至”。思虑不可以不精细,所以说“差若毫厘,缪以千里”。自从国家图谋燕以来,交战不止,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,人心不能不忧虑,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,决定取舍,不要使得旷日持久,穷兵黩武。

  信奏上后,皇帝嘉奖了他。太平兴国七年,田锡调任相州(河南安阳市)知州,后改任右补阙。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。

 第二年,调任睦州(今浙江省杭州地区建德市)知州。睦州人原先不知礼数,田锡建孔子庙,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典籍发给学生,朝廷下令赐给《九经》,从此人人都知道立志求学。适逢文明殿发生火灾,田锡又上奏章竭力陈说时政,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。调任起居舍人,回京后任判登闻鼓院,又上奏请求封禅。以本官任知制诰,不久升任兵部员外郎。

 端拱二年(989年),京畿一带大旱,田锡上奏章,有“调燮(xiè)倒置”的话,忤犯了宰相,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,调出京城任陈州(河南周口市)知州。后因拖延杀人案件受牵连,被责罚授任海州(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)团练副使,后调任单州(山东省单县)团练副使。召回朝任工部员外郎,又议论当时政治的缺陷,不久被任命为直集贤院。至道年间,官复原职。

 宋真宗继位,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。出使秦、陇一带,回京后,连续上奏章,说陕西数十州受到灵、夏战争之苦,百姓困苦不堪,皇上为此而现出忧伤之色。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、银台、封驳司,被赏赐金紫;与魏廷式同事,因议论事情不合请求辞职,出任泰州知州。遇上彗星出现,田锡上奏请求皇帝反躬自责以回答上天的警诫,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。出发前,皇帝又派遣宦官前往问候,并且加以优厚的赏赐。

 咸平三年(1000年),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荐贤良方正,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。田锡回到朝廷后,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。田锡曾上奏说:“陛下即位以来,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天下呢?臣希望陛下用皇王之道来治理。旧时虽有《御览》,只是分门别类地记事。臣请求从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中精选抄录,另编一部《御览》三百六十卷,皇上在日理万机的余暇,每日看一卷,一年就可读完。又采撷经史中的精要切直之言,编成《御屏风》十卷,放在皇帝座位的旁边,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,就常在眼前了。”宋真宗认为他说的很好,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,每编成数卷,就先拿给皇帝看。田锡于是先献上《御览》三十卷、《御屏风》五卷。

 《御览序》说:“圣人之道,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之中。《六经》立言很高意义深远,若不讲求讨论,不能测知其深邃。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,若不参考比较其异同,岂能容易记住其纷繁复杂之处。子部则异端邪说众多,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。若不猎取精微要义作为鉴戒,提举纲要来融会贯通,编成供每日阅览的书籍,以资助日日更新的品德,那么就是从小读到老,也不能读完全部经书,更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?臣每当读书时,就想着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,将可以作为铭刻在座位旁边的格言,写在御屏风上;可以用来当作日常法则的,抄录下来供给皇上御览。希望用我的微薄之力,来补益皇上天地般的品德,使得皇上的功业能与尧、舜同等隆盛,而人民也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。”

 《御屏风序》说:“古代的帝王,盘盂上都刻有铭文,几案手杖上也有诫言,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,而早晚都不会忘记。商汤的《盘铭》说:‘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’武王在几杖上刻铭文说:‘安不忘危,存不忘亡,熟惟二者,后必无凶。’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解《孝经》,举出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说:‘天子有诤臣七人,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’唐宪宗采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以来经国济世的要点,取名叫《前代君臣事迹》,书写在屏风上。臣每次阅览经、史、子、集,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,不断进献给皇上,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,或放置在座位旁边,皇上时时观看省察,则圣上的品德就会日益更新,同商汤、周武王一样崇高了。”

 咸平五年(1002年),再次掌管银台,批阅天下的奏章,如有谈及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便于百姓的奏章,田锡都向皇上列条呈奏。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“深得诤臣之体”,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,又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史馆修撰。连续上奏八道奏疏,都直言当时朝政的得失。咸平六年冬,病逝,享年六十四岁。遗表劝谏皇上用仁慈节俭来保持地位,用简明不繁来教化人民,居安思危,在治世时思虑祸乱。皇上看了颇为感动,对宰相李沆说:“田锡,是忠直之臣。朝廷稍有失误,正在考虑,田锡的奏章就已呈上来了。像这样的谏官,也不可多得。”嗟叹惋惜了很久,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。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,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,并由公家发给费用办理田锡的丧事。

 田锡为人耿直,很少迎合别人,未曾奔走于权贵门下,在官署办公,整天正襟危坐,从无懈怠之容。仰慕魏征、李绛的为人,以竭力谋划、劝善规过为己任。曾说:“我在朝廷任职以来,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,都是谏官职分内的通常之言。若能被皇上听取,那就很荣幸了,又怎么可以收藏副本以示后人,靠批评时政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?”下令全部烧掉。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,在地方任职时没有什么政绩。他的著作有《咸平集》五十卷。



【诗文鉴赏】《咸平集》

田锡的“谏”名为后世所称道,然而田锡还是一位革陈推新,影响后世深远的文学家,被称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

田锡著有《咸平集》50卷,今已佚,乾隆四十五年《钦定四库全书》总篡官纪晓岚将明人安磐所集奏议,以及诗文合为三十卷录入《四库全书》集部,今犹存。纪晓岚在《咸平集》提要中写道:“范仲淹作墓志铭,司马光作神道碑,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。为之操笔者皆天下伟人,则锡之生平可知也。诗文乃其余事,然亦具有典型。其气体光明磊落如其为人。固终非典忍者所得彷佛。”田锡的诗声律和谐,平易通俗,气势贯畅,境幽意雅,宛然如画。如:

高高百里一屈盘, 八十四盘青云端。

星辰淋漓泻瀑布, 岚楼雪寺五月寒。

残阳忽黑雨雹飞, 霹雳火著枯杉枝。

登临慨然小天下, 廻时一顾东海涯。

细看朝阳初出时, 火精转毬百尺围。

瞳瞳昽昽浮在水, 峨眉朝云已如绮。

——峨眉山歌(《咸平集》卷十九 )

诗人年少时曾多次登临洪雅瓦屋山及峨眉山,该诗将峨眉山的雄、奇、险、秀、幽及“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的奇幻景色描写得细致入微,也将自己的抱负融入了《峨眉山歌》中,又如:

白苹洲暖春风生, 画楼槛上银筝鸣。

铿锵节奏急复慢, 空中一部天乐声。

——《风筝歌》(《咸平集》卷十八)

田锡少时曾在洪雅城东的白苹洲放风筝,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,此《风筝歌》就是对家乡景色及少年时光的美好回忆。

田锡对宋初文坛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的辞赋,宋初的文坛依然弥漫着五代十国萎糜的文风,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还沉浸在“春花秋月”,“多少恨”等等使人意志消沉的词风中不得自拔,田锡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,革除文坛的积弊扭转文风。他主张自由活泼的创作思路,认为文学就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载体,由于有了这种创作思想,田锡在文学创作中,身体力行地作多方面的尝试,努力表达自己心中所思所想,为变革五代以来的文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,并深深影响了后世。

田锡在辞赋创作中追求雄伟、豪放之美,这在他的《诸葛卧龙赋》中得到了体现“天将灭汉,天下大乱。奸雄竞起以图霸,豪杰争弛于良算。江东有孙权之彊御,关中有曹公之勇悍。惟蜀邦之险阻,付刘璋之暗懦。伊东海之有徐庶,荐孔明于先主。其人自比于管乐,其迹尚耕于垅亩,负霸王之磊略。每讴歌于梁父,……可以屈就,难以邀取。《诸葛卧龙赋》(《咸平集》卷五)。此赋被研究宋代文赋的学者评为与欧阳修《秋声赋》苏轼前后《赤壁赋》陆游《焚香赋》齐名的宋代文赋名篇,在赋的开篇,田锡以简略的文字写出了汉末天下形势。对孙权、曹操、刘璋的比较,引出了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,他认为诸葛亮有治国平天下的干练、才能,更有超出凡人的智慧,他与刘备的关系是”亮之遇先主也,若龙之得水,备之得先生也,若云之从龙。”诸葛亮为蜀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千古文臣的楷模,这是田锡十分崇敬和敬仰的。

田锡生于眉州洪雅,洪雅山川秀美,民风淳朴,他与峨眉山,北宋对著名的“诗九僧”来往密切,诗文唱和不断,“诗九僧”之一的怀古曾以《送田锡下第归宁》(未考上进士回家省亲)以相赠。诗曰:

念彼孤亲去, 无成万里归。

算程芳草尽, 去国故人稀。

栈道浮云险, 刀州入望微。

前期有公荐, 莫负老菜衣。

欧阳修又对怀古十分推崇,在这样的环境下,田锡的性格中多了一份浪漫的色彩。他对同是蜀人的李白非常仰慕,在《咸平集》卷十七《读翰林集》中,他这样称赞道:

太白谪仙人, 换酒鹔鹴裘。

扁舟弄云海, 声动南诸候。

诸候尽郊迎, 葆吹罗道周。

哆目若饿虎, 逸翰飞灵虬。

落日青山亭, 浮云黄鹤楼。

浩浩歌谣与, 滔滔江汉流。

下交魏王屋, 长揖韩荆州。

千载有英气, 蔺君安可俦。

在他的文学创作上,他也继承了李白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,想象奇特而丰富,意境瑰丽,这在宋初文坛是少见的。

田锡的神来之作,笔者以为是他的《倚天剑赋》:

“古皇所佩之剑,其言可验谕其大也。若雪山之皑皑,壮其光也。若秋波之湛湛,倚于穹圆。……”又如:“观夫煌煌炜炜,上莫穷其几千万里,错星象而倒河汉,慑精灵而视鬼神。变良宵之景,若白昼之明,照幽都之涯,若太阳之晷,顾沧海以堪淬,将泰山之作砥。乍疑天发杀机,鲸鲵奔而龙蛇起。又观乎黯黯森森,高莫询其几千万寻。锋芒莹而雪霜冷,灵怪多而风雨阴,移春景之和,若秋郊之氛;易炎天之燠,若寒谷之深。”(《咸平集》卷五)。

作者的思绪极为开阔,上天入地自由奔放,构造了一个雄豪、壮丽的艺术境界,田锡对雄豪、壮丽的追求,继承了李白浪漫主义的色彩,对宋初文坛创出了全新的路子,为革新文风作出了典范,使得宋初的文坛为之一变。

田锡的赋风格多样,除追求雄豪外,他还善于写清新秀丽的文景,以寄托自己思念家乡的情怀。浦铣《复小斋赋话》上卷云:“田谏议锡,有宋一代谏谔之臣,乃观其“春云”、“晓莺”诸赋,芊眠清丽,亦宋广平之赋梅花也。”在其名作《春云赋》中这样描写道:“有时散作雨飞,春寒惨惨,有时乱和烟纪,春阴萋萋。”“或苍梧南北,或梦泽东西,或樊川与辋,成吴溪与越,或宿林园,随竹阴以笼径,或沉树落,伴桃花而满蹊。”(《咸平集》卷五)。该赋对春天的云彩描写得十分传神,在他的笔下,春天的舒缓相济,飘逸灵动,表达出一种恬淡,闲适的心态。

田锡能写出《春云赋》这样的佳作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。宋初的文坛较有名者大都多为南唐故臣。他们这些故臣初入新朝,倍感辛酸,好在太祖、太宗重文,用文官治天下,得以拜官参政。暂时抚平心灵的创伤,从而重拾心情从事文学创作,但其文学作品深受李唐词风的影响,多为流连山水,风景之作,有景无情,文词不佳。但这样的文体主宰了当时的文坛世人无所适从,而田锡和他们不一样,他太平兴国三年高中榜眼及第,达到了读书人之最高境界,可谓志得意满,踌躇满志,心情自然舒畅,目力所及皆为美景,田锡的《春云赋》中就多了这一种清丽婉约的文气,这也是田锡所追求的理想之风。

在《依韵和吕杭公早秋赋》中,田锡对秋天景色的描写,传达出一种躬逢盛世的闲适之情:“秋之可赏也,初萧瑟于玉关,旋澄晖于帝京。”桐叶潜零,下玉兰兮金井,桂花增朗,鉴珠破瓦寒帘绮珠。白露降兮,庭芜已滋,寒蝉鸣兮,塞草未衰。”——《咸平集》卷七。很多写秋之景色多抒发悲凉之感,而这篇赋则表达了秋高气爽,惠风和畅的喜悦之情,表现出作者对大自然和生活无限的热爱。

田锡这些写景赋情感表达细腻入微,曲折婉约,这与当时有文而无情的文风大不相同,田锡赋中所追求的雄豪壮丽、清丽闲雅,幽微深婉的美,同样是他变革文风努力的体现。

宋太宗以来,诗、词、歌、赋歌功颂德,欢欣太平的功能得到了加强,在太平兴国八年(983年)在乾明节馆阁与同被召见的诸臣作《乾明节祝圣寿》十九首献上,太宗独加公之辞,乃依韵和锡,令宰相宣付。可见宋太宗很赏识田锡的文章。太宗的赞赏更激发了田锡的创作激情,太宗朝开始,国家相对安定,经济较为繁荣,呈现出一派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,田锡躬逢盛世,自然欢欣鼓舞。田锡所作的《长至赋》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心境:“伊互寒之嘉节,美长至之良辰。考天时于司历,验星昂于畴人,阴极阳生,复挂应连山之旬,珠联璧合,斗枢回柳木之津。……歌钟鼎沸,朱翠云繁,华堂列席,高烛罗轩,辉煌炜耀,杂罗哗喧。”从街头歌舞表演到宴席上的珍肴佳肴,再到人声喧杂的街肆叫卖,展现了宋朝都城汴京冬至节的欢乐场面,展示了一幅盛世的市井画面,这恐怕就是宋朝画家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蓝本吧?

田锡所著《咸平集》现存赋二十四篇,分载卷五——卷九中。赋为田锡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。赋兼具诗歌与散文的特征,很容易对其他文体施加影响,田锡力变晚唐文风就是有意识地突破文体的界限,使之互相融合贯通。田锡借鉴赋这种文体,正体现着这种文坛风气,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家。

宋代著名的词人柳永就深受田锡赋的影响。柳永有不少词写到春节、元宵、清明等节日狂欢的情景,他的《倾平乐*禁漏花声》写元宵节:“龙凤烛,交光星汉。咫会乐府两籍神仙,梨园四部弦管。向晓色,都人未散”等句,借烛光与音乐来渲染节日氛围,其立意与田锡《长至赋》基本一致。可见田锡的赋在当时影响之深。

比柳永出生晚两年的范仲淹也是一位北宋诗文运动的先行者,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被传颂千古,他的《渔家傲》词突破了“花间派”词的内容,风格苍凉悲壮,开豪放词风,这也应是受到了田锡诗赋中雄豪、壮美风格的影响。

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,唐宋八大家之一,他是继王禹偁、田锡之后的辞赋大家。欧阳修借鉴了王、田等人辞赋创作新路,创作了千古名篇《秋声赋》,该赋与田锡名篇《依韵和吕抗公旱秋赋》同为描写秋天的作品,《秋声赋》由景生情、记事、状景、议论抒情浑然一体,如“丰草绿缛而争茂,佳木葱茏而可悦”。同样和田锡之《早秋赋》一样,表达了对秋天美景的由衷赞美,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田锡逝世34年后即(1037年)在他的家乡——眉山诞生了一位大文豪——苏轼,苏轼在诗、词、歌、赋、书法、绘画皆为一代大家,他的前后《赤壁赋》更是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。《前赤壁赋》雄健奔驰、挥洒自如。描绘月夜泛舟长江的美好景色,在景物的描写中由景入情如天马行空哲理深刻。如:“少焉,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,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倾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凭虚御风,而不之其所止,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”。苏轼描绘了一幅在浩淼空旷的天地间遨游的壮美画卷,容入了自己“遗世独立”的人生感受,情景交融,引人入胜。苏东坡将田锡所追求的清丽,婉约升华为勾勒象外之境,以孕涵人生感悟,将辞赋的景物描写推上一个物我两不相望的新境界。《念奴娇*赤壁怀古》更是将田锡所推崇的雄豪之风发挥到了极至。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。被历代文人所吟诵不绝。“眉山三苏文风渊源于蜀人田锡”。(郭绍虞《中国文艺批评史》)。由此可见田锡对“三苏”之影响。

田锡作为榜眼入仕二十五年,敢于直谏,不趋权贵之门。性耿介,不喜交游。每日闲暇之余即入书房著书立说,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田锡临终时将文稿大都付之一炬,仅余《咸平集》,《曲本草》传世。田锡的文学作品尤以赋成就最高。清代四川才子李调元在其著作《赋话》中评价田锡的赋“犹有唐人遗意”、“兴会淋漓,音节嘹亮,妍辞赋旨,不让唐人”。

田锡以宋初文坛开拓者和奠基人的身份以鲜明的文学主张,独到的文学理论,丰富的创作实践,对作品雄豪壮美,清丽,婉约的追求,改良了五代以来颓废的文风。使北宋诗赋的创作进入了繁盛时期,呈现出新的风格特点。对后世诗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直接推动了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,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。在他的家乡后世学子更是以田锡为榜样,形成了浓厚的诗书氛围两宋时期眉山共涌现了以“三苏”为首的一千二百多名进士。洪雅县将军乡董氏一门几十年间共出了十三名进士,这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。难怪宋真宗会惊叹“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”并对田锡读书发蒙处玉屏山亲提”科甲名山“;陆游会有“孕奇蓄秀当此地,郁然千载诗书城”的美誉。田锡必将被牢记在每一位后人的心中,代代传承。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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